被告就自己的案件說謊、偽造湮滅證據、教唆證人偽證,應立法處罰


#1

依照目前法律規定及實務見解,對於被告就自己的案件作虛偽陳述、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、與共犯或證人串證、教唆證人虛偽陳述等行為,並沒有罰則,導致司法“發現真實”的功能不彰,司法自然不容易獲得民眾信任。
被告雖然有緘默權,可以不說話。但不代表被告可以說謊或偽造證據或串證,而不需要負起責任。
緘默權已經給了被告足夠的保障,被告作虛偽陳述誤導偵查審理,就是一種對司法的敵對,就是破壞了「發現真實」的刑事目標,自然具有可罰性。
目前司法見解認為被告隱匿自己犯罪,是人之常情,難以苛責而不具可罰性。但是,這是不正確的。以車禍肇事逃逸罪為例,車禍肇事者在車禍發生後逃避刑責是人之常情,但法律仍然予以處罰。為何?因為有更需要保護的被害人的法益存在。
同理,被告雖然有緘默權,沒有“協助”發現真實的義務,但應立法禁止被告“妨礙”發現真實。因為,發現真實是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目標。
簡單來說,在刑事案件,被告要嘛不說話,如果要說話,就不能說謊,也不能叫證人說謊。
也就是,被告可以行使緘默權,不作任何陳述,應予充分保障。
但是,如果被告放棄行使緘默權而要陳述,應該立法命被告具結,擔保其自白的真實性。如果被告陳述不實,應該立法訂定妨害司法罪,課予刑責。被告如果有偽造證據湮滅證據串證等行為,也應該課予刑責。
如此,才能達到刑事司法發現真實的功能。
刑事司法制度不能只重視保障被告的權利,也應該要求被告如果放棄緘默權,就必須負擔據實陳述的義務。


被告說謊、提出不實證據或證據蒐集不力,導致難以發現真實。
#2

@Frank_Lin,您好,您的意見確實有值得深究之處。

對於刑事被告湮滅自身犯罪證據、教唆證人偽證,是否應立法處罰,或許有值得立法討論的空間。不過,刑事被告於自己的案件中「說謊」,應予處罰一事,或許有另外的討論面向,淺見如下。

首先,台灣目前實務對於說謊的被告,不是沒有「處罰」,而是認為被告在法庭上說謊(被揭穿),是種犯後態度不佳的情況,在刑度上會從重量刑;反之,如果被告自始就認罪,法官也會在刑度上,從輕量刑。所以,台灣的法律實務並沒有鼓勵被告說謊,而是秉持著「坦白從寬、抗拒從嚴」的精神。還有,台灣針對被告認罪,是有認罪協商、簡易判決處刑等刑度優惠,這也是我國法律鼓勵被告認罪的體現。

所以,台灣法律是採取,「鼓勵被告認罪、處罰被告說謊」的價值取捨。

再者,舉檢察官起訴某甲車禍過失致死罪為例。此時,某甲有可能有三種說謊狀況。一種狀況是典型的說謊狀況,即「某甲自己主觀上知悉自己有過失,但卻抗辯說自己無過失,最後被法官判決有罪」的情況。但也可能出現,「某甲主觀上認為自己無過失,也抗辯自己無過失,但最後舉反證失敗,被法官判決有罪。」,及「某甲主觀上認為自己有過失,也承認自己有過失,但最後法官認為某甲無過失而無罪」此兩種說謊的狀況。

如果真將被告法庭內說謊的行為刑罰化,有可能會因為前者與後面兩者間的界線模糊,而導致後面兩者被涵蓋在處罰範圍內。最後,整個訴訟制度可能會變成,只要被告沒有百分之百的無罪把握,最好選擇認罪,以避免自己在過失致死被認定有罪前,先成立虛偽陳述罪。因此,從避免刑罰的處罰範圍過大的角度出發,將「被告說謊與否」這件事,變成法官衡量被告刑度的標準之一,而非一種獨立犯罪行為,不無道理。

至於,被告教唆證人偽證、教唆他人湮滅自己罪證等行為,雖然台灣刑法並未入罪,但如上所述,當法官發現被告教唆偽證、湮滅罪證時,往往除了偽證者跟湮滅罪證者會被判決有罪外,被告仍會因此受到「加重其刑」的處罰。 換言之,台灣法律並非不處罰被告說謊、被告教唆證人偽證或教唆他人滅證,而是將此種行為的不利益,轉嫁到被告自身犯罪的刑度中,而沒有將此種行為刑罰化而已。

以上,一點粗淺的心得,與您分享,也感謝您寶貴的意見提供。


#3

您所舉車禍過失致死的例子,牽涉的是「過失」的認定,已經是「法律評價」的層次,而非「事實陳述」的層次。命被告具結,並非要求被告「認罪」,而是要求被告不能就「事實」說謊。
簡單講,被告仍然可以否認車禍「過失」而不認罪,但不能針對「車禍發生經過」這種客觀發生過的「事實」作虛偽的陳述。被告否認犯罪,是其正當權利的行使,不構成被告虛偽陳述罪。只有被告就客觀事實的陳述有虛偽不實的情況下,才有處罰的必要。
就如同現行法律,證人對作證的客觀「事實」陳述有虛偽不實,才會構成偽證罪。至於證人推測之詞、個人主觀評價或法律上的意見,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,自然也無構成偽證罪之可能。
另外,目前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「被告說謊」必須加重其刑。有些法官甚至錯誤地認為被告說謊是行使辯護權之正當行為,而未加重刑度。況且,法官是否確實以「被告說謊」加重刑度,並無從驗證。縱使有加重,但究竟加重多少刑度?是加重1個月、2個月還是多久?更無法明確得知。對於被告的嚇阻力,顯然不足。
被告說謊的誘因在於可能誤導司法獲致無罪或有利判決。因此,如果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禁止被告說謊並明文處罰以增加被告的「說謊成本」,則被告需負擔的「說謊成本」不明,但可能獲致的「說謊利益」卻非常明確,將導致被告傾向選擇說謊。簡單說,以被告說謊「犯後態度不佳」為由來加重刑度,並不能有效告誡被告。
如果司法改革不是只著重於被告的權利保護,也兼顧「發現真實」的刑事訴訟目標。那麼,被告妨礙司法發現真實的行為,只作為量刑參考,並不足夠。更何況這種「量刑參考」太過籠統抽象,無法有效嚇阻被告姑且一試的僥倖心態。將被告「妨礙發現真實」的行為明文刑罰化,才能有效告誡被告,進而增進司法「發現真實」的效能。


#4

@Frank_Lin

您的意見我理解了,所以您的想法是,要求刑事被告的「答辯事實陳述」,應比照證人的制度,具結擔保真實性,並比照偽證罪的模式處理。這部分請容許我為您彙整一下意見,感謝您的意見提供。

另外,在此立法價值觀的脈絡下,想再請教您另外兩個問題。

第一個問題是,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,檢察官、自訴人與被告均為刑事訴訟制度下的當事人。基於武器平等原則,既然被告的事實陳述須比照偽證罪加以處罰,則檢察官與自訴人的「控訴事實陳訴」,是否亦應等同視之呢?

第二個問題是,在有被告虛偽陳述罪的情況下,如果被告具結後對於事實部分的陳述是說,「我記不得了」,是否仍屬虛偽陳述呢?

以上兩點問題,向您請教,盼不吝賜教,亦感謝您願意撥空回覆及討論。


#5

被告有緘默權的保障,有權拒絕陳述,足夠制衡檢察官或自訴人的控訴。
況且,檢察官或自訴人如果偽造變造湮滅證據,將構成刑法第165條之罪,已經有明文處罰的規定了。如果真要落實所謂武器平等,在檢察官或自訴人偽造證據將會受到處罰的情況下,被告偽造證據,更應該立法處罰。
至於檢察官如果故意就犯罪事實作虛偽陳述,可能構成濫權追訴罪,也可能受到行政懲處。自訴人如果故意就犯罪事實作虛偽陳述,可能構成誣告罪。目前的法律都有處罰的規定,獨缺被告故意虛偽陳述部分,完全沒有處罰的規定。

被告回答:我不記得了,對案情沒有任何客觀的事實陳述,等同保持緘默,有緘默權的保障,當然不會構成被告虛偽陳述罪。


#6

@Frank_Lin @Riddle_Lin 其實我看了一下兩位的討論,發現有個地方似乎是雙方認知比較不一樣的地方。

如果當事人在沒有證據的狀況下做出陳述,且直到審判完成都沒有證據指出這段陳述是假,或是真。請問這段陳述是否屬於「虛偽陳述」呢?

@Riddle_Lin 的描述中有提到,如果這樣也算「虛偽陳述」,恐怕當事人只陳述自己有把握、有證據的部份,其他都不敢發言;而 @Frank_Lin 似乎認為如實提到「我不知道」同樣行使緘默權(不過我有點懷疑實務上的狀況)。

兩位要不要稍微釐清這個狀況呢?

另外看起來 @Frank_Lin 的留言也有一定的道理,或許也能讓大家討論。如果您願意,可以考慮彙整問題為:「當事人在案件中說謊,導致難以發現真實」,而這裡的討論可以讓大家未來討論出解法。請問您是否願意呢?


#7

「如果當事人在沒有證據的狀況下做出陳述,且直到審判完成都沒有證據指出這段陳述是假或是真」,那麼,基於證據裁判原則,既然沒有證據顯示被告陳述不實,當然不能認為被告構成「虛偽陳述」。

而且,如同刑法第168條偽證罪之規定,限於被告「對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」作虛偽陳述,才有處罰的必要。如果是對於案情沒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作虛偽陳述,並無處罰的必要性。

刑事訴訟「發現真實」的目標,光要求證人具結擔保、檢察官舉證或法官職權調查,仍無法竟其功。未明確禁止被告就事實作虛偽陳述,等於放縱被告混淆真相,必定會妨害「發現真實」。因此,必須對被告課予「放棄緘默權後的據實陳述義務」,才有助於「發現真實」。另外,禁止被告就自己的案件使用變造偽造之證據、湮滅證據或串證,並課予處罰,也才能有效嚇阻被告這種妨害司法調查的不當行為。

問題可以簡單彙整如下:被告在案件中說謊或提出不實證據,導致難以發現真實。


#8

感謝您的回覆。

不過這邊我想多問一下,我發現您很重視證人、被告的「證言」,但這個討論中似乎比較沒有提到證據的部份。

就台灣過往的冤案來看,冤案的成因是對證據的輕忽,以及過度重視證言。對於這個問題,您有沒有改善的方案呢?比如就警察、檢察官對證據的採集、保存,是否要有一定程度規範;也應該盡量收集,而不得過濾證據等等?或是針對檢警單位對證據保存的不力、疏失,進行開罰?

感謝您協助釐清問題!


#9

「證據」包含:人證、物證、書證。您說「對證據的輕忽」,我想應該是指對於「物證」或「書證」的蒐集不力。

實務上,警察站在第一線,主要的證據蒐集工作都是由警察執行的,警察也才有足夠的鑑識能量可以進行現場鑑識。有些物證書證具有時效性,例如通聯紀錄、監視器錄影畫面,第一時間就應該予以蒐集、保全。檢察官大多數案件還是站在第二線居多,而且檢察官也缺少足夠的證據蒐集並鑑識的能量,因此重點在於針對「警察辦案」的改革。這也就是「司法改革」絕對不能缺漏針對「警察辦案方式」、「績效制度」、「程序觀念的重視」等項目進行改革的重要原因。

要確保「證據蒐集完善」,最大的重點是:教育警察不能只重視「人證」,而必須重視「物證」、「書證」的蒐集來補強「人證的可變性」的觀念。

建構警察偵辦案件的SOP標準作業流程,也是改善方法之一。

改革警察的績效計分方式,將現行「只要移送檢察官偵辦就計分」的方式,增加「檢察官是否起訴」、「最終判決是否有罪」也列入計分評比項目,才能有效遏止浮濫移送,並增加警察認真蒐集證據以鞏固案情的辦案細緻度。

充實鑑識技術,由專職鑑識人員進行現場採證鑑識,也是重點。

以上這些都是促進司法「發現真實」效能的重要事項舉例,請參考。


#10

這樣的話,我建議把問題更擴大一點,涵蓋一下您提到的警察證據收集問題:

被告說謊、提出不實證據或證據蒐集不力,導致難以發現真實。

您覺得這樣可以嗎?


#11

難以發現真實的原因很多,不是只有這些原因。例如:國外的證據資料難以取得,也是原因之一。

「被告說謊或提出不實證據」的問題,與「檢警蒐證不力」的問題,是兩件事,一個是被告的面向,一個是檢警的面向,不太適合放在一起討論,否則會無法聚焦。


#12

抱歉,沒有說明清楚。

是這樣的,我們這個階段主要是釐清問題,因此問題我會盡量往觸擊更大的方向去做;一方面相關受影響的評估可以一起做進來,二方面在後續釐清問題的時候,您的留言和狀況也都會拆分。

最好的例子,就是我們有個問題是關於司法冤案造成當事人傷害,這個問題其實最終討論的時候一定會分民、刑、行政的狀況去分析,不會是包裹在一起處理。

而我認為這次的狀況是關於「發現真實」的問題,或許可以採取一些措施讓司法更容易發現真實,包含被告的問題、檢警蒐集證據的問題等等,未來討論的時候一定會拆分。由於您有做出板主認定有價值的回答,所以屆時如果召開比較大的會議來處理這個問題,也一定會邀請您與會,參酌您的意見。

當然這裡還是尊重您的意見,看你覺得拆分好還是在一起好。我個人會推薦在一起,這樣也方便大家一起支持~


#13

「被告說謊或提出不實證據」的問題,與「檢警蒐證不力」的問題,都是非常重要又牽涉很廣的議題,放在一起討論,可能會失焦。

不過,這兩大議題的確都是跟「發現真實」相關。

只要貴會願意重視這些議題,那麼要如何針對個別議題去研究討論,個人均尊重。


#14

好的,那我先放在一起,但討論的時候會特別把人證的部份拉出來,分開討論被告的狀況。

感謝您的意見!


#15

新討論串已開啟在此,歡迎大家移駕過去討論,本討論串關閉。


#16